粟宗嵩是農田水利專家。30~40年代,在湖北、湖南、廣東從事防洪、灌溉和水力發電工程,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水利部門從事農田水利規劃設計,直接負責一批大型灌區建設。在中國農業科學院,主持建立農田灌溉研究所,開拓我國農田灌溉的科學研究事業。在學術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勇于創新,為發展中國農田灌溉事業和學科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1910年11月11日 出生于湖南邵陽縣杉木橋鄉大橋村。
1927-1929年 肄業于南京安徽公學高中理科。
1930年 畢業于浙江大學工學院預科。
1934畢業于浙江大學工學院土木系,獲工學士學位。
1934-1936年 任南京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設計科實習工程員、技佐。
1936—1939年 奉派赴越南、埃及、蘇丹進修農田水刊。
1939年 任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水利司技士。
1940年任廣東省政府建設廳農林局技正。
1941—1943年 任湖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水利系主任、教授兼省立工系教授。
1943—1944年 任廣東省政府建設廳農田水利工程處技正、設計科科長。
1944—1945年 任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員會駐粵桂湘區農田水利視工程師,兼湖南大學教授。
1946—1948年 任南京國民政府水利部防洪司薦任、簡任技正。
1948年 秋任長江水利工程總局洞庭湖工程處處長,兼湖南省南岳水力發電程處處長。
1949—1950年 任湖南省水利局四水組主任工程師。
1950—1955年 任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規劃司灌溉科科長,灌溉總局、京勘測設計院灌溉室主任。
1955—1959年 任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水利土壤改良研究所副所長。
1959年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田灌溉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所長,兼任北京農業械化學院農田水利系系主任。
1972—1973年 調任河南省新鄉地區水利局總工程師。
1974年 回農田灌溉研究所復職。
1980年 退出領導崗位,從事著書立說。
1987年 退休,1991年改為離休。
粟宗嵩,1910年出生于湖南邵陽縣杉木橋鄉一世代耕讀之家。祖父是石第秀才,伯父外出求新學,父為自耕農。8歲時,父攜長兄宗華去江蘇奔伯父謀生,次年他隨繼母離鄉就父。限于經濟條件,長兄優先就學,他的學業則斷斷續續進行,用4年時間修完7年的小學學業,4年學完中學6年課程。1929年考人浙江大學工學院,該校紀律嚴、教學質量高,以“求是”為校訓,使他受到較好的德智體教育,并培養了較強的自學能力和務實學風。大學期間,他充分利用學校圖書多的條件,多讀多學。由于他勤奮好學,且學習方法科學,學習成績優異。“九?一八”事變后,浙江大學工學院是杭州學運中心,他積極參加學校學生會組織的活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934年大學畢業后,考入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任實習工程員,以此奠定了他一生從事水利工作的基礎。到職后分管江漢河防及導淮的技術復核,在工作中,他通讀當時各家水利論著,瀏覽水利古籍,豐富自己的水利基本知識。1935年參加漢江張公堤姑嫂段坍坡搶險和漢水洪水調查,認為防洪不能單靠堤防,要上控來水,下暢出流,反對單純水來土埋的觀點。他從水利前輩汪胡楨、鄭肇經處學到“博學而后可多能”、“讀書切戒食而不化”這些哲理,并奉為終身的座右銘。
1936年考上全國經濟委員會農田水利專業出國實習生,同年赴越南、埃及進修。在越南他從興建中的紅河戴壩分洪樞紐和河東、北寧灌溉工程,學習法國在熱帶濕潤地區的防洪、除洪、排水、灌溉的規劃設計經驗以及紅河、湄公河的河口治理。1937年去埃及,從正在興建的尼羅河三角洲水利樞紐(Detta Bar-rage)、阿修特大閘(Assuit Barage)和老阿斯旺水庫大壩(As-Wan Dam)改建工程的技術審查和施工中學習干旱地帶農田灌溉。1939年考察埃(及)—蘇(丹)兩國尼羅河流域開發經驗,因他勤奮好學,不怕苦,不怕累,有股牛勁,頗受導師贊譽。當年秋,鑒于國內抗日戰爭已全面展開,粟宗嵩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遂放棄赴美深造機會,毅然回國。
1940年,粟宗嵩從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來到廣東曲江,先后擔任建設廳農林局技正、農田水利工程處設計科科長,以及湖南南岳省立農專水利系主任,兼省工專水利系教授。1944年春調任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員會駐粵桂湘區農田水利視察工程師。在此期間,由于日寇發動湘桂戰爭,視察區淪陷,不能開展工作,遂轉移至湘西辰溪,承擔湖南大學水利系三、四年級水利工程課的講授。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水利部防洪司技正,常在外執勤繼續協助珠江復堤、開發水電及江漢復堤防洪工作。1948年秋調任長江水利工程總局洞庭湖工程處處長,兼南岳水力發電工程處處長。原擬整理湖堤和研擬大通湖墾區計劃,由于國民黨發動的內戰面臨總崩潰形勢,未能付諸實施。
1949年8月,長沙解放后,粟宗嵩參加革命工作,投身人民治水事業。1950年調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擔任灌溉科長、灌溉總局設計室主任、北京勘測設計院灌溉室主任,負責從技術上審核各地報部的農田水利工程項目,保證了新建和改建工程的規劃設計質量。1956年調到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負責籌建水利土壤改良研究所,任副所長;1959年春在該所分出一半人員的基礎上組織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田灌溉研究所,自此粟宗嵩一直在農田灌溉研究所,歷任副所長、所長、研究員;中間曾一度參加籌建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農田水利系,并兼任系主任,為新中國農田灌溉科學的發展做出貢獻。1962年他參加國家科委制定《1963?1972年科學技發展規劃》,擔任農田灌溉、防鹽等學組的副組長,力主建立國自己的農田灌溉科技體制。他十分重視深入實際調查研,并協助當地解決一些技術難題,先后五次赴新疆,兩次赴江支援當地農墾水利規劃設計,勘定寧夏青銅峽和內蒙古治區巴盟三盛公兩處引黃工程,參加三門峽一河口段黃河察,從治田角度參加治黃學術討論,協助改進人民勝利渠設,參加南水北調東線、中線勘查工作。正當他這些工作設想付諸實施時,“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為“反動學術”受到沖擊,研究所也被層層下放,使科研工作陷于停頓。盡管如此,也動搖不了他對事業執著的追求。1972年他一度調任新鄉地區水利局總工程師。1974年回農田灌溉研究所復職后,一方面積極組織恢復和開展全所的科研工作,同時為恢復研究所的歸屬到處奔波,終于得到河南省領導的支持和同意,改為河南省農田水利科學研究所。1978年隨著中國農業科學院建制恢復,農田灌溉研究所得以度過難關正式恢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國家農委的關注下,該所歸農業、水利兩部共管,為研究所后來發展奠定了基礎。1978年粟宗嵩獲全國科學大會*個人獎,并被水利部評為水利科技工作者,1985年和1987年分別獲中國水利學會和河南省科委從事水利工作五十年榮譽獎,1987年浙江大學建校90周年校慶,被授予榮譽校友。
1980年,為了有利于研究所的發展,給中年專家成長創造條件,粟宗嵩辭去農田灌溉研究所所長職務,致力于著書立說,先后著有《農業水文學》、《灌溉原理與應用》,并翻譯《排水治理與應用》1-4卷,為農田灌溉事業的發展,繼續作出貢獻。
自1959年以來,粟宗嵩先后受聘為農業部農業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水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和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ICID)中國分會副主席(1982年);中國水利學會理事、名譽理事,中國水利學會農田水利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水利史研究會技術顧問、名譽理事;河南省水利學會副理事長、榮譽理事;新鄉市水利學會名譽會長。1985年1月,粟宗嵩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治水業績
1939年粟宗嵩回國后,在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水利司任職,分管大后方農田水利工程的技術審校,逐步熟悉大后方農田水利情況。次年應聘到廣東省戰時曲江開創抗旱灌溉工程建設,后任行政院水利委員會粵桂湘區農田水利視察工程師。抗戰時期缺乏技術力量、基本資料和工程材料,他在廣東土法上馬,以山塘水壩、小型工程引路,協同行政院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局興建了粵北批現代農田灌溉工程和發電、碾米兩用的20KW小型水力發電示范工程,在東江建成蕉嶺3000畝示范灌溉區,從而贏得各方信任。編寫《山塘水壩建筑須知》及標準設計,培養技術骨干,以指導群眾興建工程,工作局面逐漸打開,為廣東后來發展農田灌溉打下基礎。
1948年,湖北沙市荊江防訊告急,他隨南京國民政府水利部防洪司司長吳又新由南京飛抵武漢,在江漢工程局商定,由他在現場全權處理。他會同江漢工程局、湖北省建設廳有關人員親臨現場,分析水情,制定以沙包壓民船作排水壩等護堤防汛方案,并一一分工落實。回程途中勘察洞庭湖的水情,以備臨時分洪。由于他判斷無誤,汛期安全度過,人們佩服他的膽略。1949年他在洞庭湖工程處處長任期內,正值*渡江南下,國內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蔣管區土崩瓦解,一片混亂,粟宗嵩將各地被遣散來到長沙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收容于洞庭湖工程處,使這批人員免于流散。
二、為發展邊疆農墾事業大膽開拓
1953年秋,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邀請,水利部派粟宗嵩、范海坡會同西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有關人員赴新疆石河子墾區協助審定墾區水利工程規劃設計。首先,他組織兵團和自治區林業廳的同志對瑪納斯河和奎屯河區間的墾區從深山到平原進行農、林、水、土、沙漠多學科復查,并會同自治區水利廳對原瑪?奎軍墾工程規劃設計作補充研究,在已定建場的基礎上,因地、因土、因水制宜,建立糧食、糧棉、甜菜、糧果、農牧結合,面積15?20萬畝的機械化農場。從水資源規劃人手,充分發揮洪積沖積扇地下水庫的作用,反調節扇上灌區灌溉余水補給地下水,截引扇緣泉水建泉水灌溉,在泉水灌區下游古河間洼地建大、中、小平原水庫群和瑪納斯河石河子水庫,調節非灌溉季節泉、河余水。在瑪納斯河紅山嘴建引水樞紐引出東岸總干渠,在庫群下游分出西岸大干渠,以瑪納斯河為中樞,跨8條河流,劃分瑪納斯、安集海、金溝河、奎屯河4個亞區系統,組成一個跨流域灌溉系統,設計灌溉面積700多萬畝。因當時缺乏現代建材,決定先分別采用卵石工程、木閘、草閘應急,逐步更新。1954年7月,中央和西北水利部領導陪同蘇聯專家赴石河子現場視察時,蘇聯專家對上述規劃設計方案中的平原水庫提出異議。粟宗嵩據理力爭,反復論證,經過重點復查,終于獲得通過,并在兵團精心經營下,建成國內外例地表水、地下水和水庫聯合運用的大型農墾灌區。瑪納斯墾區300萬畝成為兵團灌溉農業中心。
1960年,他作為中國農業科學院赴新疆農墾科學考察團副團長,對各大墾區進行綜合考察,提出建議。1961年又任專家組組長(成員有:徐叔華、張錦熙、林世皋去新疆墾區落實上次考察建議,并到伊寧市各農場進行考察,協助解答一些技術問題。對瑪納斯墾區提出改變計劃用水,根據條田之間檔案資料逐塊鑒定其肥力,按肥力水平提出計劃產量,按產量配肥、配水,以水換糧,按用水量要產量和定交糧食任務,以農場為單元層層承包到連隊,按每個農場核定水量發給水票,根據呈報用水計劃憑票領水,供水不適時適量造成的減產損失,由灌溉管理處賠產,用水超量,按超額水量遞增上交糧食任務,節余的水量歸節水部門調用。后經瑪納斯灌溉管理處采納,推廣應用,收到了既防止大水漫灌、節約用水,又控制土壤鹽堿化之效。對鹽害嚴重的30團農場,協助制定整治灌排系統,擴種首蓿取代深溝排水的方案亦為該團所采納。1965年他又帶領葛蔭萱、羅遠培、林汝舟等赴兵團協助墾區研究井灌井排問題。在烏魯木齊農六師墾區,他根據當地水資源組成和已有水利設施提出:在扇上建井灌區,在非灌溉期送水人下游猛進水庫,建成上井下渠,以井補渠國內第二例地下水、地表水聯合運用系統,以延長少數井的開機時間來減少增加井數的投資。還協助30團農場在場部重鹽堿地點建立52000畝的井排試點。在各方協作下,粟宗嵩前后歷時13年完成了他為開拓新疆墾區提出的上述設想。
三、為發展農田灌溉學科努力探索
農田灌溉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1955年水利部著手籌建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時,粟宗嵩被任命負責籌建該院水利土壤改良研究所,任副所長,1959年春在該所分出一半人員的基礎上組建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田灌溉研究所,在確定該所研究方向任務時,他不贊同把灌溉科研局限于田間的灌排微觀領域,更不同意簡化為農業“八字憲法”中“水”的栽培技術,割斷農田灌溉微觀用水與宏觀治水的內在聯系。他認為現代化的農田灌溉,應是流域系統一灌區建設-田間灌溉一體化,以灌區灌排工程設計為中樞,上承流域梯級開發之先,下啟田間科學用水之后。科研工作的中心任務在闡明流域規劃的原則,明確灌區灌排布局設計的原理,落實田間灌排的綜合技術。他在組織領導有關科研活動中,重視發揮專題的積極作用,發動大家研究田間用水之法,而自己承擔研究灌區工程建設的法則,重點針對北方的灌溉問題進行探索和開展研究。
華北平原是k 國三大平原中大的,自古以來,是中國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和政治經濟中心,屬季風氣候條件,降雨時空分布不均,水情多變不穩,洪、澇、旱、堿災害頻繁多變,他認為在這一地區發展灌溉,要從農田水利的宏觀上處理好引、蓄、灌、排之間的關系,旱澇堿咸(地下咸水)沙聯防,三水(雨水、地表水、地下水)并舉,地表水、地下水統一治理、聯合運用,控制不好地下水,就用不好地表水。為此,除組織科技人員在山東等地引黃灌區和河北石津渠、天津清河農場布設基點開展研究外,他還選擇位于太行山前洪積扇前緣永定河故道、重澇鹽堿地的北京通惠渠永樂店地區,建立16萬畝綜合治理試區,并親自參加試驗工作。針對該地區封閉洼地不能自流排泄內水、雨季沿鳳河一帶澇害嚴重、且土壤含鹽量高等特點,引用他在新疆瑪納斯經驗,計劃在古河道帶建井灌區、河間地建渠灌區,井渠灌區相鄰相間,井為渠灌區降地下水,渠為井補源,淺密溝除澇洗鹽,電排除澇排鹽,用古河道作地下水庫,調節井一渠灌區間的地下積水,以治理地下水來取代地面排水防鹽,而地面排水主要起除澇排洪的作用。同時發展護田林,建水旱輪作區,制定治水治堿、改土、改種、耕作等配套規劃。1965年研究所遷至新鄉,此方案交由地方來實施,于1967年基本完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農業技術改革。經多年經營,這一地區已成為北京郊區穩產高產農田區。
把灌溉水資源的調度作為治水的核心和根本。為保證有水可用,他提出應把灌溉水資源的調度作為治水的核心和根本,在流域開發中因大規模發展灌溉破壞了原自然水之大、小循環,可通過合理灌溉協調三水相互轉化,建立更有利于保養水源的新水之循環,改善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在華北平原易澇、易堿干旱地區,應以井灌為基礎,井保穩產,井以灌帶排,井排防鹽,明溝除澇,引渠補源。在實踐中,他總結出,以地下水下降漏斗發展土壤水庫和地下水庫的井、渠、溝、庫聯合運用的河南溫縣水資源開發利用模式。對源出太行山的山水河在多水季節,以引洪灌補給扇下地下水,建立扇上地下水庫,枯水期井灌,將地表水送到下游渠灌,建立上下游井渠結合的灌溉模式,目的在于充分合理利用當地灌溉水資源。1962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為華北平原發展農業生產‘除四害’》一文,文中指出:“華北平原要洪澇旱堿統一治理,灌溉首先要用好當地徑流,井渠并舉,兼防沙害。”基于地表水、地下水統一治理的設想,于1973年,他協助河北地質研究所在衡水張宜子開展深層地下水的深井回灌工作,1975年協助河北地理研究所在這一地區建成座南宮清涼江地下水庫,年可供水量3000?4000萬立方米。1976年協助安陽地區在已形成地下水下降漏斗的清豐、南樂井灌區建地下水庫,主要以濮陽金堤河水和引黃灌區的退、排水自流補源,用安陽河水換出衛河水提水補源,以及用馬頰河攔蓄的600萬立方米澇水組成回灌水源。因受當時當地條件和資金所限,未全付諸實施。
四、較早提出管好用好灌溉水
鑒于中國北方地區水資源天賦不足,隨著這一地區工農業發展和人口增長,如何調度用水大戶-農業用水,是這一地區農業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他提出在中國的農田灌溉用水,應面向水情時-空分布不穩多變、旱澇頻繁的特點,因雨制宜,看水辦事,把灌溉農業建立在田間充分用好有效降水、蓄積降水所形成的涇流(地表水、地下水),補有效降水之不足。提高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在相互轉化中開源節流,在開源中節約水資源,從而在流域開發中建設水資源,他把這稱為水源工程建設。就用水而言,在同一灌區內,可有不同保證率和不同灌溉定額的灌溉面積和作物,在同域內,也可有不同保證率的灌區,允許灌溉效益可隨不同水文年水情變化而浮動于允許的上下限內,并逐步縮小浮動幅度,提高穩產程度。同時,大力減少輸水過程中的水耗,推廣省水增產的*灌水技術,在地多水少的自然條件下,不單純追求小面積的豐產灌溉,而是求大面積均衡增產經濟效益,采用節水灌溉技術以擴大灌溉面積,獲高總產,以提高總用水量的總效益。他的這些學術觀點不僅對指導水資源緊缺地區的灌溉具有現實意義,而且把中國農田灌溉的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
粟宗嵩在從事農田灌溉科學研究中,十分重視探索宏觀調控,常不惜冒風險探索新路。除在上述諸方面有其獨自的學術見解外,他還認為當代水利建設已進入環境水利,農業已進入生態農業時代。農田灌溉基本原理應上升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結合,從自然科學角度,應理順水?土植?氣系統的關系,不違自然規律;從社會科學角度,應理順人土?水系統的關系,即人口不超過土地負載能力,也不超過水的負載能力。農田灌溉要以水為中樞,發揮當地土氣環境條件下水?植的積極作用,興利防害,在科學治水、管水、用水的基礎上,建立穩定長效灌溉農業。人?土?水關系是左右中國水利建設大局的大經濟問題,從而把水從過去供水服務者的地位提到國家經濟建設決策地位。80年代初,他與施成熙教授共同主編《農業水文學》,泛論了中國水?氣、水?地等關系,是*中國水文學中這一空白的部專著。
五、為新鄉地區水利建設出謀獻策
1972年他調任新鄉地區水利局總工程師,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山區引水上山問題,并提出輝縣峪河工程的修改計劃,啟用漏水庫,改一河開發為跨流域聯合開發,把全縣置于一個統一的水利網內。實施計劃在峪河平甸利用落差265m的瀑布建一級電站,裝機1萬kw,下游建寶泉水庫二級站。一級站尾水用西干渠東引,高水高用,開峪河灌區,退水入石門河上游水庫,引出東干渠,把沿渠各庫區連接起來,組成群庫匯流灌區,保留區內原有的柏石頭、柿園等庫區漏水的小型水庫和坑塘,以補源下游平流地下水,發展井灌。二級站退水石門河下游漏水庫,建庫下井灌區。從而由山上到山麓把庫灌-河灌-泉灌沿山走向聯成片,形成峪河梯級開發、以灌為主、灌電結合、電灌能源自給、控灌50萬畝的跨流域系統,可降低供水保證率,擴大寶泉水庫庫容,向低頻率出現的洪水要水,補久旱之不足,延長跨年調節的周期。這種模式在北方地區為例。他還認為在缺水地區要見水就爭,哪怕花較大代價,在可能條件下,就地籌水比遠地借水好。用水猶如用兵,要用得其地,用得其時,用得其量。切記水可載舟,水也可覆舟。農田用水受害有限,而長期大水漫灌,則可造成土壤沼澤化、鹽堿化和破壞土壤結構等不易或難以挽救之災,為當地水利建設規劃,提供了大膽的設想。他還巧用水泥灌漿法,修補好多年漏水嚴重的愚公渡槽,而因受到好評。
六、為發展中國的農田灌溉科研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為了借鑒和吸收國外的*經驗,使農田灌溉科研迎頭趕上國外發展水平,1955年他參加了水利部組派的中蘇水利考察團赴蘇考察灌溉試驗機構的設置和布局、研究的內容、試驗的技術裝備以及學科的發展水平,并以新鄉引黃人民勝利渠為基地,開展小麥灌溉、地面灌水技術、灌溉管理、防止灌區土壤鹽堿化等方面的試驗研究,從而拉開了中國農田灌溉排水科研的序幕。1959年3月,遵照國務院的批示,他帶領20多名科技人員到中國農業科學院負責籌建農田灌溉研究所,一切從頭開始。堅持科研面向生產以解決生產中的問題,帶動學科的發展,又以學科促生產。堅持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室內研究與室外研究相結合。在南方稻區開展水稻灌溉試驗,提出水稻水層-濕間曬田的灌溉制度,被納入由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丁穎主編的《中國水稻栽培學》(1960),并在稻區推廣,據國外信息還在東南亞一些國家得到推廣。對北方冬小麥合理灌溉問題安排了較長期的研究,為80年代以來北方地區開展冬小麥節水灌溉制度的研究打下了基礎。60年代初,針對華北平原灌區鹽堿化問題,組織力量在山東、河南等地開展引黃灌區排水防鹽的研究,并在國內較早提出粉砂壤土易鹽堿化的物理性及粘土隔層的影響和相應對策。積極支持在研究工作中采用*技術,在*先利用同位素示蹤研究土壤水鹽運動規律,提出地下水位臨界深度三條線及鹽分運動對生產的作用。正當研究所各項試驗工作向縱深開展,試驗條件建設初具規模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科研工作停頓,他隨之也靠邊站,并作為“反動學術”被批斗。1974年從新鄉地區水利局調回研究所,在抓好研究所科研工作部署的同時,為解決研究所的歸屬問題他不辭辛勞,到處奔波,為研究所建制和科研隊伍的保留及后來的發展作出一份貢獻。
作為所長,他待人寬厚,平易近人,誨人不倦,提攜后人,對科研骨干他大膽放手使用,對年輕科技人員則鼓勵他們勇挑重擔,在工作中邊干邊學,不斷充實自己。他勤奮好學,治學嚴謹,他的文稿、文章等都是自己動手撰寫,對送交他審查的研究報告等,均親自審閱批改,力求準確。他還十分重視吸收國外的*技術和理論,但不盲從。為了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他寧肯受人責罵,也不愿受天罰,他清政廉潔,生活儉樸,深受同行和同志們的敬佩和愛戴。他退出研究所領導崗位后,仍時刻關心著我國農田灌溉科研的發展,忘我地從事著述等科研活動。圍繞流域開發中的灌溉農業水文、灌溉與地貌、灌溉與環境、灌溉與水資源、發展灌溉農業的基本原理、黃淮海平原和西北地區的灌溉等重大問題開展研究,其學術見解大都歸納于他的著作和論文中。鑒于我國農田灌溉排水科學基礎還很薄弱,而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外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均有了新進展,為從水土-植-氣系統來探索研究灌溉原理提供借鑒,他以極大的熱情,用自己的工資節余,邀請一些專家教授于1982?1984年間共同翻譯出國際墾殖和土壤研究所出版的《排水原理和應用》四卷,合作編成《農業水文學》一卷。1985?1988年又與一些學者、專家合作,編輯出版《農用灌溉原理與應用》一卷。他的這些活動對于促進我國農田灌溉學科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此期間,他還積極參加一些學術交流活動,親自撰寫論文。1987年他參加在長沙召開的“洞庭湖治理研討會”,他在“荊江兩湖水利害問題淺析》的論文中明確指出,應全面調整湖-江水關系,建立新的江一湖水利體系。即改造、提高荊江行洪能力,逐步改變借湖行水的現狀;洞庭湖獨立于荊江、四水之外,又聯系于荊江、四水;北岸開荊北減河分泄葛洲壩上游高洪峰入江漢補源,換出丹江口較多水量北調;南岸導澧水直接人長江,減輕洞庭湖行洪負擔,兼作南岸減河,從而構成以荊江為中軸的治荊系統。此項建議被會議所接受,納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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